忍让

相忍为国行万里

  万里留给这个民族最动人的品格,应该是他的相忍为国。

  早在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悄悄地推动改革之时,据报道,万里所考虑的就是如何技巧地减少各种摩擦、争议,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这种不逞口舌之快的相忍,无疑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更需要担当的勇气与智慧。

  任何改革、尤其是中国的改革,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有限的资源如果投入到无限的争议之中,最为基础和艰难的改革实践,就将无人问津。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当年邓公的主要助手之一,万里显然在邓公推行“不争论”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有意思的是,邓公当年的另几位主要助手也是“不争论”的典范,与万里一样将个人的名利得失置诸脑后。这种可能被某些人认为天真、淳朴的个性,或许正是改革之福、执政党之福、民族之福?

  对于万里在文革那场风云悲剧之中的表现,海内外有各种评价。而这,也是其相忍为国的表现之一。正是这种相忍,避免了进一步的撕裂与更残酷的冲突对决,进而可能避免了中国陷入“普力夺社会”。日后指责他的一些人,最该反躬自省:自己对撕裂与冲突的某种渴望,是否也是悲剧的推动者及制造者之一呢?

  忍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名利场,从来都不会被当作是美德。无论表面上是左还是右,多数人信奉的是坚决斗争、无情打击,信奉的是赢者通吃、痛打落水狗。万里、以及他的那一代同事们,用他们的忍,构筑了一道最容易被忽略的风景线,这大约才是前十年改革开放中真正的价值所在。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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