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最是难舍湘水情

  每当春节临近,似乎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游子们回家过节的步伐。在回家的同时,不少奔波劳累了一年的职场人不禁回首起刚刚走过的2015。2015年,全球经济放缓,我国GDP增速更是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这对职场人的工作、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等新政的施行,是否让他们从中得到实惠?记者近日走近各行各业的职场人,与他们一同回顾2015,展望2016。

  他们,重归故里

  “这个春节,终于不用担心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因为买不到票而减少了,也不用看到过完年后儿子送我上列车时哭着喊爸爸的场景了。”今年36岁的刘星飞如释重负地说道。回忆起10多年前做出背井离乡的决定时,他说,是因为“赚钱不易”。谈及为何去年选择回乡创业时,他说,也是因为“赚钱不易”。

  刘星飞于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毕业后,由于考公务员的愿望落空,加上学的法律专业不好找工作,他便自学计算机技术,并与妻子和朋友一起到广东省中山市开了一家监控设备安装公司。8年前,儿子生下后便一直寄养在长沙的父母家,每逢过年过节小两口才能回家见上其一面。当记者问刘星飞为何要这么拼时,他说:“我父亲年轻时在外地打了半辈子工,才让我们一家人在长沙买了房,他现在60多岁了还在做事呢。我们只想让父亲可以早日安心养老,儿子健康成长。”

  2015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许多行业遭受沉重打击,刘星飞所在的公司业务量大幅减少。在与妻子和合伙人经过分析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长沙的视频监控市场发展空间大。去年8月,刘星飞很快便通过申请,在长沙成立了新公司,目前业务做得还不错。“回来后,我发现,长沙的就业创业环境不输沿海地区,甚至前景更广阔。”刘星飞说,他现在终于可以事业家庭两不误了。

  在“回家”的大军中,也有些人是为了让父母如愿。今年26岁的卢健毕业后便到冷水江市某政府部门的二级机构成为非在编聘用人员。这份工作让卢健觉得很惬意:“事不多,领导管得少,每个月也能拿到三四千块钱,真想一直干下去。”但离家几年,老家娄底市的父母一直想让他申请调回来。半个月前,卢健终于通过批准,收拾行李回到娄底就职。“同事们都说我调到地级市就等于升职了,其实回来后不仅要熟悉新环境,事情也多了起来。”卢健说,“不过爸妈一大把年纪了,我是应该留在他们身边尽孝了。”

  他们,外出打拼

  过去一年,有的人“回来了”,也有的人在“往外跑”。卢健的同学林浩虽然大学时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但他选择从销售做起,培养自己各方面能力。四年前,他从娄底到长沙做医疗器械销售,业绩好的时候能拿上万元月薪。

  2015是全面完成“十二五”医改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医药行业政策密集落地,分级诊疗、药品审批制度、改革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药品价格改革、中药材保护、互联网+医疗、精准医疗计划等,为医药行业刮起了一阵深化改革风,也正式吹响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号角。受新医改影响,林浩感觉业务越来越难做,“产品很难推销出去,利润也减少了”。

  随着我国IT行业近年来发展日趋迅猛,林浩去年下半年在网上看到腾讯公司游戏推广员的招聘广告后,便动身前往腾讯深圳总部面试。由于本科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加上四年来的销售经验,他很快便成功入职。互联网公司发展迅速,林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接到新游戏的推广任务。虽然休息时间不固定,每晚回到家也都快9点了,但林浩说:“年轻就是要拼搏,我是跨行发展的,更需要锻炼。”一周前,林浩回到娄底准备过年,他对记者说:“湖南的互联网公司也在迅速发展,等我在‘外面’锻炼好了,就回来。”

  和林浩一样,去年离开家乡到外地发展的还有今年31岁的许昕缘,不过,进入而立之年的他背井离乡更多的是出于一份对家庭的责任。从中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许昕缘到老家怀化一家医院担任外科医生,还娶了在一家中学教书的妻子。3年前,可爱的女儿来到了这个世上,因为夫妻双方的父母还在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妻子便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女儿的奶粉钱,以后的教育费用,全家的日常开支都压在了许昕缘身上,让他觉得自己的工资不足以承担这些开销。考虑再三后,他弃医从商,入股了长沙一家私企。

  到长沙后,许昕缘每个月回家一次,与家人聚少离多。去年9月的一天,3岁的女儿生病在医院打点滴,在电话里都不肯叫爸爸。“孩子怨我没去医院陪她。”许昕缘说,这让他感到很痛心。不过,他也一直想改变这种境况——把家人接过来,在长沙安家落户。就在许昕缘将房子、车子置办好,接妻子、女儿到长沙住了一个月后,一份突如其来的岗位调整通知书让他再次远离家人。去年11月,许昕缘收拾行装到西安的分公司就职。12月底,他就迫不及待地请了年假回来和家人团聚。“虽然我也不想和家人分开,但现在这个家就靠我一人撑着。”许昕缘说,他打算等以后条件允许,再向公司申请调回来。

  他们,为娃妥协

  和家人聚少离多的还有2011年考上长沙某司法机关公务员职位的赵倩。赵倩与丈夫是大学同学,2009年毕业后,丈夫就一直在广州当兵,她自己也曾在海南的私企做过两年翻译工作,月薪六七千元,但思乡之情让她回到了长沙。2014年,赵倩与丈夫结婚后,还是分隔两地。“我老公只有等转业后才能回来。”赵倩说,因为觉得一个人孤零零的,她有很多次想要放弃公务员的“铁饭碗”到外面去闯,但转念一想自己都到了晚育年龄还没生孩子,“去外面估计很难找工作”;加上2015年10月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最终让她打消了辞职的念头。“我们一家都想要两个孩子,由不得我‘任性’。”赵倩说。

  “为了孩子,我还是继续在这干吧。”10年前从长沙南下的张宁突出重围通过广州一家大型水利工程公司的面试顺利入职,虽然经常要到外地出差,但上万元的月薪让她很满意。她在这家公司就职期间考上了在职研究生,按理说工资应该涨了,但三年前,因为行业不景气,她的月薪反而缩水到了七八千元。“当时,我就盘算着等生了孩子,在这家公司休了产假后再跳槽。”眼下,张宁的女儿已满1岁,但她再也没提过跳槽的事了。“我的老公是重庆人,我们在广州买了车和房,每月光贷款就要还七八千元,更别提孩子的奶粉钱了。要是辞职后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就得不偿失了。”张宁说,“而且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了,我还想趁着年轻再给家里添丁。”

  他们,找到出路

  “2016年,我希望现在的这份工作能做得长久。”1992年出生的宋杰从长沙一家技校毕业后,因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便去广州当兵。去年元月,他当兵回来后,在亲友的介绍下到了长沙马王堆一家私企的电子产品流水线上从事生产工作。由于每天8小时干着重复而枯燥的工作,而且要完成任务量,还没有双休,作为一个新人月薪也只有2000元,宋杰干了3个月就辞职了。他在家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有朋友打算在浏阳河婚庆广场开一家婚纱摄影店,便邀他入伙。“家里帮我出了10万元加盟费,我本以为有赚头的,没想到生意冷清。”宋杰说,3个月后,他就撤资退出,结果赔进去五六万元。

  加盟创业失败后,宋杰认识到自己刚出社会,还是应该从基层干起,逐步积累经验。去年11月,他到了同学开的网络公司做事,月薪两三千元。“我现在吃住都是家里给的,还让家里赔了钱,觉得很自责。我不想当啃老族,更不想让亲戚朋友笑话。”宋杰说,这一次,无论多辛苦他也不会轻言放弃了。

  “对一个创业者来说,当你发现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少,就说明你该寻找新的突破口了。”年近40岁的李旭已在长沙创业近10年,公司主要做易耗品,以前小打小闹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元,这两年行业不景气赚的钱打了“对折”。由于妻子当了全职太太在家带两个儿子,要一个人养活全家的李旭不得不寻找新的商机。2015年1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水电站的指导意见》,鼓励通过市场方式配置水电资源和确定项目开发主体,这让李旭看到了新出路。经过一番筹备,他和朋友合伙在县城里搞起了小型水电站,目前效益还不错。“虽然经常要到外面跑,但看到家人的笑容,就让我觉得幸福满满。”

  本报记者 廖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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